今年4月，世界幸福经济学的顶尖学者云集意大利首都罗马，探讨幸福是否可以量化。6月，意大利锡耶纳省将迎来政界、商界、学术界等各路名流，会议主题拟为“幸福政策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可是，经济学里果真有答案吗？

        美国《新闻周刊》经济记者拉娜·福鲁哈尔日前撰文称，想要更幸福，或许直觉比数据更可靠。

向幸福迈进

        幸福话题无处不在——在畅销书排行榜上、在政治家绞尽的脑汁里，在经济学家的课题中。

        可“幸福”这个东西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，其中包括《新闻周刊》记者福鲁哈尔。她说，根据经济学长期以来的黄金法则，幸福是一个简单的函数，收入是它的变量。国家和个人都在为赚更多的钱而疲于奔命，因为有钱就有选择和一定的自由。

       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，物质财富不一定能让人幸福。尤其在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以后，想变得更加幸福几乎不可能。到那时，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，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。

        专业期刊《阿尔法》最新公布的2006年世界顶尖级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调查显示，25名收入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中，年薪最低的也有2.4亿美元。福鲁哈尔揶揄，这一消息不见得让他们更幸福，却让其他人更沮丧。

        福鲁哈尔说，如今决策者们争相研究“造福人民”的政策及其实施途径。许多历史文化背景和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，如不丹、澳大利亚、泰国、英国等，都不约而同采用“幸福指数”与国内生产总值(GDP)一起衡量社会发展程度。随着英国幸福经济学家戴维·布朗什弗劳尔加盟英格兰银行智囊团，“幸福政策”的筹码似乎将在明年的选举中举足轻重。英国大臣们也开始思考贫困、医疗保健、交通与“国民幸福感”之间的关系。

        尽管不久前，世界幸福经济学的顶尖学者还在罗马召开的学术会议上讨论，幸福究竟能否量化，但向“幸福国家”迈进似乎已势不可挡。今夏，包括土耳其总理、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、谷歌高层等在内的重量级人物将聚首，共议除GDP外可用于衡量人类发展的其他指标。

        这一切为何发生在当下？10年前，经济学家、心理学家、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才开始交叉进行所谓的“幸福研究”。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·吉尔伯特幽默地归纳了这个新研究方向的部分研究成果，并将之写入《幸福发现》一书中。

        吉尔伯特在书中说，24小时不间断的电视节目和因特网，使得我们所有人都比以往任何时候见到更多看起来更幸福的人，“我们被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所包围。面对别人拥有更多这一事实，我们忍不住搓鼻子”。

幸福可量化？

        18世纪英国启蒙思想家杰里米·本瑟姆认为，公共政策应致力于把幸福最大化。对本瑟姆的观点，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虽表示赞同，却感到为难，因为客观上，幸福似乎无法量化。

       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过上好日子，最近几十年里，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缩减思考死亡和疾病的时间，开始花更多时间琢磨幸福，并试图量化幸福。英美心理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通过让人们把幸福感制成图表，对幸福展开长期研究。此外，借助更先进的科技，科学家能够观察到，一个自认为幸福的人，他大脑的“快乐中心”是否表现活跃。这些使得有关幸福的计量更为可信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理查德·伊斯特林是最早从事幸福研究的学者之一。他的研究表明，尽管富人显然比穷人更幸福，但多余的财富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，并不如刚摆脱贫困线时那样强烈。伊斯特林解释，这是由“享乐周期”决定的，即人们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适应更富裕的生活，并视之为理所当然，然后开始与他人比较，而不是与自己的过去比较。由于天生的从众心理，人总是善于与自己社会地位相等的人比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