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项研究得到广泛认可后，其他幸福研究项目接踵而至，例如关于婚姻、工作、孩子、电视、移民等，不胜枚举。　　

幸福有模式？

        福鲁哈尔说，让研究者和政治家开始思考如何让整个社会更幸福，只是个时间问题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对实现这个目标最初的建议之一是——增税。

        英国沃威克大学的安德鲁·奥斯瓦尔德认为，大幅增税可以减轻大多数人的妒火，从而使公众更快乐。伦敦经济学院的理查德·莱亚德勋爵2005年出版《幸福：一门新学科的教诲》一书，指出决策者应努力减少犯罪和家庭动荡，令企业取消绩效工资(以降低竞争的激烈程度)，并加大对心理健康、非职业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公共投入(以使毕业生更有人情味，而不是一心想着消费)。

        这些论述虽然仍处于热议之中，但已经受到英国、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地左翼人士的推崇——政治家不必叮嘱人们努力工作，而是探讨如何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。英国保守党领袖戴维·卡梅隆说：“我们不能只想着怎样才能让人民的钱袋鼓起来，还要想着怎样才能让人民更快乐。”

        4月在罗马召开的幸福经济学学术会议上，一些学者警告说，关于幸福的研究可能会为达到某些政治目的而遭利用。他们认为，这些研究的受益对象应仅仅局限于个人选择，而不是公共政策。

        对与会各国官员来说，这些话并不中听，福鲁哈尔说，他们来到罗马就是为了得到具体建议。

        英国新工党在2001年就卷入“幸福浪潮”。英国政府采取多项措施，提升民众幸福感，包括减少失业，禁播儿童垃圾食品广告以抵抗物质主义等。政府最近专门成立“白厅幸福感工作组”，计量英国人的幸福感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。　

        英国作家奥利弗·詹姆斯在新书《富流感》中说，英国政府令民众感到沮丧，因为它带领英国人走上一条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道路。荷兰鹿特丹伊拉斯漠大学教授吕特·费恩霍芬则指出，英国人的幸福感自1970年以来就未曾变化——幸福指数始终位居世界前列。

        费恩霍芬的研究成果表明，为某个国家找到一个幸福模式并非易事。乍一看，他列出的“最幸福国家榜”是对“传统智慧”的肯定，因为位列榜单前几位的，都是丹麦、芬兰、冰岛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。但他说，这些国家的人民更幸福，并非因为它们的社会更均等。比如，冰岛人比瑞典人更幸福，但冰岛政府在福利方面的支出只有瑞典的一半。

        尽管许多学者主张，“少工作、多娱乐”正是幸福的模式，但这一模式未能从费恩霍芬的研究中得到证实。比如，拼命工作的美国人在榜单中位列第17，而拼命休假的法国人却位列第39。

        巴黎索邦大学教授克劳迪娅·塞尼克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，如果人们在未来12个月内有意提高生活质量，那么不管是否实现，他们都会感到更快乐。“‘增长’并非无用指标，”塞尼克说：“GDP并非如你想像那般与人民的幸福感相去甚远。”

跟着直觉走

        与“幸福图表”相比，其实GDP更为直观。因为“计量幸福的变量有很多，对决策者而言，这可是个大问题”，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经济学家保罗·多兰说，“这是一门模糊的科学”。

        在“幸福调查”中，无论是问题的措辞，或者调查对象的国籍，都会影响结果。科学研究表明，天气和基因也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。此外，幸福有很多种：短期的愉悦、工作带来的成就感、宗教等精神生活带来的更深层次的感受……